辞职飞行员因档案被扣状告航空公司索赔200余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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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职飞行员因档案被扣状告航空公司索赔200余万

  飞行员辞职事件在民航界早已不是新闻。“巨额赔偿金”和“扣留档案关系”成为“老东家”卡住飞行员流动的杀手锏。而本案原告张军所诉求的是,新华航空公司拒不执行法院“解除劳动合同”的判决,扣留其档案关系长达两年多,致其无法正常工作,应赔偿自己重大经济损失200余万元

  在飞行员“辞职门”的漩涡中,常见的是航空公司向飞行员索要天价违约赔偿金,而罕见的是飞行员向航空公司索赔。飞行员张军恰恰这么做了。

  9月16日上午,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后沙峪法庭开庭审理了张军诉新华航空公司一案。

  今年46岁的飞行员张军,从空军转业,飞行经验丰富。2001年,张军与新华航空签订劳动合同。2005年,张军向新华航空提出辞职,但未获同意。

  据了解,作为特殊行业的从业者,飞行员的流动性不大。随着民航投资环境的放开、民营航空公司的出现,飞行员流动才逐渐成“潮”。

  2005年起,各大国有航空公司的辞职风潮愈演愈烈。国家民航总局等五部委联合颁发《关于规范飞行人员流动管理保证民航飞行队伍稳定的意见》,对飞行员流动作出约束性规定。核心内容是,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只有原航空公司同意放行,飞行员才能离职。

  2006年,张军一纸诉状递至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请求判决解除其与新华航空的劳动合同关系,并要求后者为其办理相关档案的转移手续。

  不久,顺义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双方劳动合同于2006年7月18日解除,新华航空为张军办理档案关系转移手续;张军付给新华航空违约金等共计90万元。

  2007年12月,春秋航空公司与张军签订劳动合同,并代张军向新华航空支付了90万元。

  然而,新华航空迟迟不为张军办理档案关系的转移,致使张军无法在新公司工作。

  2008年8月,张军向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出乎张军意料的是,在接到法院执行通知后,新华航空仍然拒绝为自己办理档案关系的转移。

  从事业高峰期跌落至无业,张军在精神上“日夜受着煎熬”,也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

  于是,张军随即起诉老东家新华航空,要求赔偿。赔偿金的计算时点从他与新东家春秋航空签订劳动合同之日起,到2010年8月16日春秋航空的上级管理单位确认收到张军的所有档案关系为止。

  按春秋航空对飞行员的工资明细计算,这967天的误工损失大约为221万余元。张军的代理律师张起淮对《法治周末》记者说:“我们在计算方面是客观而保守的。”

  对于张军的索赔诉求,新华航空的代理人何律师称:“根据五部委文件,只有在飞行员与航空公司协商一致的情况下,飞行员才能离职。而新华航空从来就没同意过张军离职,更无从谈起误工费。”

  对此,张起淮称:“法院的生效判决已经判定张军与新华航空解除劳动合同了,劳动合同法高于五部委的文件,这是毋庸置疑的。作为劳动者,张军有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损害了劳动者的劳动权就应该赔偿。”

  庭审中,张军向法官陈述,飞行员的资质有四方面的档案考核:飞行纪录档案(技术档案)、健康档案、人事档案和驾驶执照关系。一个飞行员能够驾驶飞机,这些材料缺一不可。“飞行员肩负着乘客的生命财产安全,不可能随随便便就上天。”

  《法治周末》记者获悉,因行业的特殊性,辞职飞行员的档案关系,并非直接在航空公司之间流动。

  按民航局的有关规定,对于辞职的飞行员,原航空公司应将其飞行记录本和航空人员健康记录本等封存保管后,交所在地的民航管理局暂存保管。

  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下达后,张军不仅每天往返于顺义区人民法院执行庭与新华航空,还要常常和“老东家”的上级主管部门———民航华北局交涉。用他的话说———“天天什么事也不做,光跑执行庭了”。

  “新华航空一直拖着不转档案关系。在我要求法院强制执行了好多次之后,四个档案才分了几次转到华北局。”张军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何律师称,2009年2月,新华航空已经把张军的技术档案、健康档案转移到了华北局。而华北局不转给春秋航空所在的华东局,与新华航空无关。他承认,2009年7月底,因顺义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新华航空才把张军的人事档案转移到了华东局。而直至2010年8月16日法院强制执行,才使得新华航空彻底“放手”———将张军的驾驶执照关系交到了华北局。

  张军以为,在他的所有档案关系交给华北局后,已是“守得云开见月明”,剩下的问题,就只是他向新华航空索偿这两年多的误工费了。但突然,情势峰回路转,张军又陷入了新困境。

  民航华北局在接到新华航空递交的张军所有档案关系后,并没有转交给民航华东局。

  确切地说,华东局在8月16日通知春秋航空,张军的档案已经转移到华东局,可以安排张军进行飞行复训的时候,张军的档案关系确实转移成功了。然而,9月16日庭审结束后,张军再次联系春秋航空商讨复训体检等事宜时(民航局规定,飞行员停飞23个月后,必须重新培训并重新参加考核),被告知他的档案又被华北局要回去了。

  业内人士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航空公司对于飞行员的辞职要求,通常采取“堵”和“拖”的措施,坚决不肯调解,一拖就是一两年。相关民航部门也可能配合。而过了一定的停飞期限,飞行员就有可能面临终身停飞的危险。许多飞行员在辞职后,由于“巨额赔偿金”和“扣留档案关系”的长期耗时,迫于生存危机,坚持不了“持久战”,纷纷放弃辞职,回到原来的岗位。

  张军称,航空公司为什么要让辞职变得这么难,说白了,目的就是“杀鸡给猴看”。不能让一个飞行员这么轻轻松松地走,那样后果会很严重,可能会有几十个上百个飞行员接着走,所以,一定要提高辞职的难度。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郑尚元说:“用这种计划管理模式来控制飞行员,实际上是变相用行政权力剥夺飞行员的从业资格和流动权利,飞行员在与单位的对抗中始终是弱者。”

  郑尚元认为,“在航空公司和飞行员正进行的这场权利义务博弈中,民航局应该处于中立和公正的立场。暂时的限制流动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成为基本政策。与其将力气花费在如何限制辞职,不如真正规范流动、大力培养飞行员。”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卉对《法治周末》记者明确表示,中国民航业面临迫切的改革需求。

  黄卉认为,目前国有航企与飞行员的雇佣关系的维持,一方面是行政思维的惯性作用,另一方面是民航改革允许的时间差实惠。航空公司应该庆幸,在愈来愈浓的竞争氛围和压力中,暂时还能借助行政权力来限制飞行员自由流动,赢得了反思和调整的时间,也牵制了民营竞争对手的发展速度。但这绝非长久之计,“除非国家收回民航业向民间资本开放的政策。放松民航管制必成定势,飞行员雇佣制度绝无走回行政管理的可能”。

  格子衬衫配牛仔裤,一头立着的自然卷发———初见张军,很容易认为他是一个不羁的汉子。

  耿直的他与记者说话时语速很快,表情生动,没有了在庭审中向法官逐字逐句解释案情时的拘谨。

  张军说,自己之所以要离开新华航空公司这个“老东家”,无非是想换个工作环境。但从2006年6月30日提出辞职到现在,他一直没有正式上岗。原本收入不菲的他一下子陷入了窘境。

  “原来的生活已经在比较高的水平线上了。现在不去工作,每个月一两万元的房贷、车贷怎么办?借钱吗?时间长了,谁敢借给你?”张军对《法治周末》记者坦承,失去经济来源后,压力很大。

  他透露,在飞行员辞职的过程中,很多人或选择屈服,或“打退堂鼓”,无非因为其中难以承受的压力。相比之下,自己显然是个胆子大的“另类”。

  “我站出来,是为了维护合法权益,如果有更多的人站出来,这种歪风邪气早就刹住了。”张军说。

  如今,张军的飞行执照又被转到了民航华北局。这样一来,复训之事又“泡汤”了。

  “如果飞行员没有执照关系,在哪儿都不能飞。”他有些哭笑不得,“即使过几个月再转回华东局,排队上模拟机复训可能是年底或者明年的事了。”

  在看似没有尽头的等待中,张军的双鬓花白了不少。对他而言,辞职后,家里老人的担心,最令他痛苦。

  一年前,张军的母亲病逝了。说起母亲,这个习惯于嬉笑怒骂的男人眼眶湿润了,他说:“或许与我这个事有关系。”

  业余爱好填词作曲的张军,为母亲写了一首歌。在记者面前,他含着泪背诵歌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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